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

撰文：顾保孜 摄影：杜修贤

第二章 亮出底牌（下）

这次美国总统没糊涂，派了他的高级顾问——“中国通”基辛格博士秘密前往中国，为他“投石问路”。

1971年7月9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踏入北京，开始了他四十八小时的秘密访华旅程。

美国这次派密使前往头号敌对国家，是有着深刻时代背景的。

由于美国一直奉行封锁、遏制和敌视中国的政策，中美两国处于敌对状态长达二十二年之久。然而，到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受到削弱：核垄断已不复存在；经济上受到西欧、日本的有力挑战；苏联军力不断增强，对外全面扩张，态势咄咄逼人。美国深陷越战，损失惨重，摆脱越战泥潭已成当务之急。尼克松期盼同中国改善关系，有助于“结束那场战争的苦恼”。通过美中和解，还可提高其与苏联谈判“军备控制”的资本和增强其在全球与苏联争霸的战略地位。他也认识到，中国已成为“世界五大力量”之一，不可能再把中国排斥在国际事务之外了。

就中国而言，迎接美国密使到来，也是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

六十年代末中苏关系日趋恶化，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中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缓和对美关系，有利于抵抗苏联的威胁；也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统一大业；同时还可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在外交上打开新的局面。

正是由于上述形势的变化，二十多年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关系开始缓解了。但从双方改变看法到尼克松访华，经历了数次互相试探和逐步接触的过程。从中国请斯诺上天安门城楼到毛泽东和斯诺谈“请尼克松来谈”，再到中国与美国运动员接触，继而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这一系列“破冰”举动之后，两国领导人都心里明白：他们的手既然能够握住小小乒乓球，同样也能握住地球。

乒乓外交不仅带给东西两大国一个民间交往的机会，同时也成为打破两国之间封冻了二十二年官方交往的机会！“小球”顺利地推动了“大球”，将中美官方正式接触的时机推进到成熟的季节……

这一次，尼克松总统丝毫没有再犹豫，他乘热打铁，再接再厉，三个月后派出了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曾以“中国通”著称的基辛格博士秘密前往中国，为他正式出访中国“打前站”，制定出“瓜熟蒂落”的时间表。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巧妙地避开西方国家的耳目，通过巴基斯坦第三国秘密飞往他们心中的神秘国度——中国。

中午十二时十五分，基辛格完成了这次历史性的飞行，出现在北京南苑机场的停机坪上。来迎接他的是被毛泽东称为“遇大事不糊涂”的叶剑英元帅。此时，他已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一职。他身后是颇有外交风度的黄镇大使和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

杜修贤举起相机拍下了这一特殊而神秘的时刻，这张秘密来华的照片在很久以后才得以公开发表。

基辛格与叶剑英寒暄几句之后，快速坐上了中国制造的“红旗”牌轿车。它是中央领导人特有的一种身份象征。

那时的北京，路宽车少人稀，根本不需要什么交通管制，便可以一路畅通无阻地抵达目的地。

基辛格很快在钓鱼台国宾馆6号楼下榻。这个国宾馆完全是中国式的建筑风格，从里到外都充满了中国元素，在外国人眼里很是迷人。

午餐由叶剑英主持，这个说是简便的欢迎宴会却显得相当隆重。

基辛格第一次在中国品尝中国菜，便由衷地认同毛泽东关于“中国菜”是中国对人类一大贡献的说法。

基辛格就餐之后顾不上休息，急于想见中国总理。因为，他称病“感冒”的时间只有两天，而且只有见到了中国的总理才能知道自己此行目的能否达到。

很快，基辛格就被告知，周恩来总理正在前往国宾馆的路上，马上到他住的6号楼来举行会谈。

1971年7月9日，周恩来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会见秘密来访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商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

基辛格站在楼门口迎接周恩来的到来。

周恩来快步走到基辛格面前，用他那受过伤的右手与基辛格紧紧相握，并使劲抖动了几下。

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二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握手。”

基辛格很有分寸地点点头，并幽默地补充了一句：“遗憾的是这是不能马上公开报道的握手。否则，全世界都会震惊的。”

其实，当周恩来从车内走出来。第一眼，基辛格从心里就喜欢上了这位神采奕奕的总理阁下。他与周恩来的友谊继而发展成与中国人民的真挚友谊，一直持续至今。

1971年7月15日，一个震惊世界的公报随着电波传向世界各地。它的公布人一个是周恩来总理，另一个是尼克松特使基辛格。这是基辛格秘密来华和周恩来几次会谈后的成果。

公报全文不过二百来字，从起草到达成协议也不过只有几十个小时，可是为此却花费了相当大的气力。为了准确表达双方的意思，避免“谁先主动”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一句话一句话地磨，已经不是在咬文嚼字了，而是在咬撇嚼捺了。负责起草公告的黄华和章文晋，几乎到了把公告嚼碎了还能倒背如流的程度，才算将其基本定型下来。可是最后定稿时，周恩来还在一遍遍地仔细琢磨措辞，考虑尼克松要求来华，我们才邀请，他们美国的面子难看，就将“要求”二字去掉，加上“获悉”，使这句话变成“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这一改动，基辛格喜出望外，拍手称好，当即就爽快地同意在他秘密离开中国的第四天，即15日同时由中美两国向外界宣布这个公报。

这个惊天动地的公报发表后，世界的目光都转向中国和美国之间，翘首瞩目着美国总统把手伸过太平洋的时刻。

毛泽东决定前往南方巡视，向党内军内吹风打招呼，以解决林彪的问题。此举，坚定了林彪一伙彻底摊牌的决心。

进入8月份，林彪一伙的活动更加频繁紧张。8月5日，叶群从北戴河回京，6日晚上，邱会作与叶群密谈。8日下午，黄永胜与叶群密谈了近三个小时。当晚，吴法宪、邱会作又与叶群谈到深夜。

冥冥之中，毛泽东感觉到林彪一伙要有动作，从7月开始，他就频繁地请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一些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来北京，向他们吹风、打招呼。毛泽东在与一些军队和地方的领导人谈话中多次提到林彪，点林彪的名，并表明：“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

8月14日，毛泽东决定离开北京，南方各省巡视一番。

毛泽东的南巡行动，让林彪一伙更加紧张慌乱，在《“571工程”纪要》基础上又制定了“鱼死网破”的暗杀计划，极力寻找机会，准备乘毛泽东外出时下毒手！

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武汉。在这里，他先后和湖北、河南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五次谈话。毛泽东着重谈了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

对于一些历史上属于林彪山头或是和黄永胜有渊源的大军区，毛泽东有意识地做了分化瓦解的工作，力图把他们争取过来。他曾当众敲打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你倒得了？”毛泽东并指挥他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要求他们步调一致一切行动听指挥。

1970年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黄永胜、李作鹏等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海军司令穆札法尔·哈桑中将及其随行人员。

毛泽东这一手果然十分厉害。第一，在政治上先声夺人，起了警告防范的作用，避免了各地党、政、军人员因不明就里而跟着林彪走。第二，有效地挖了林彪阵营的墙角，打乱了他们的部署，导致其原有打算完全落空。这一点，随着后来事态的发展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第三，毛泽东此举还震慑住了党内军内林彪的势力，令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乃至倒戈一击，转而向毛泽东反映林彪的问题。

毛泽东到达江西南昌后，一件事情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从而导致他越加肯定林彪一伙要搞政变的猜想。他对林彪由思想的防范变为了行动上的防范，与林之间也由分歧变为敌对。

这一转变缘于毛泽东在南昌地区看到了林彪指挥建造的一个巨大地下军事指挥工程。从这个地下指挥所发出的指令可以覆盖全中国，调动三军人马。

江西省委负责人说，这件事是中央下达的任务，江西搞了很多年才完成的。可毛泽东十分纳闷，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工程的存在。这只可能是林彪打着中央的旗号向下下达的任务。

林彪为何要这样做？为何要建这么秘密的工程？如果出于备战需要，完全可以报告中央；如果怕泄密，那也应该让毛泽东知道。这个地下工程很可能就是林彪实行南北割据的一个很有实效的指挥机关。

毛泽东参观完工程后，没有在南昌久住，就匆匆奔向浙江杭州。

9月3日，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杭州，接见了当地有关人员。与吴法宪关系亲密的陈励耘前来看望，毛泽东得知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时，对他表现出异常的厌恶，当面问道：“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毛泽东一番厉言，使得陈励耘惊恐万分，狼狈不堪。

在此之前，林彪实际上还心存侥幸，宁愿相信毛找不到什么正当理由向他开刀，因而一直按兵未动，避居北戴河静观动向。毛动身南巡后，林虽知此举来者不善，但还是故作姿态，专门打电话给周恩来，表示在毛回京前一定通知他，他想在北京迎接毛主席。林彪这样做与其说是他还渴求同毛缓和关系，不如说是想打听毛的动向，以便及早做打算。

毛泽东南巡活动的言行更加令林彪一伙惶惶不可终日。

9月5日晚，吴法宪连续给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

9月6日凌晨六时许，武汉部队政委刘丰向从北京专程陪外宾来武汉的李作鹏密报毛泽东在汉的谈话内容，李作鹏听后心急火燎。他看出来，毛泽东这次上纲比在庐山会议时更高，矛头明显是对着林彪的。一种不祥的预感催促他当天就返回北京，把密报分别告诉了黄永胜和邱会作。当晚，黄永胜又用保密电话机将这一情报通知了叶群。

9月6日，周宇驰亲自驾驶直升飞机到北戴河，将广州部队负责人整理的毛泽东长沙接见的谈话内容交给叶群和林立果。

林彪反复思考，不得不与毛泽东彻底摊牌了。于是，从获悉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起下决心乘毛泽东南巡之机下毒手，从9月6日到10日，这短短的五天时间里，林彪完成了一个从战功显赫的元帅向叛党叛国罪人的蜕变。

林立果开始指挥他的“联合舰队”，积极筹划武装政变的阴谋。

与此同时，谙熟兵法的毛泽东对林彪最终摊牌的可能也开始进行防范。他对自己的行踪滴水不漏。同时，毛泽东又故布疑阵，把他的专列调来调去，有意对外界制造国庆节前夕才准备返回北京的假象。午夜还在杭州接待处吃夜餐的毛泽东，突然命令将停在杭州苋桥机场附近的专列立即转移。第二天即9月10日下午三时许毛泽东突然又说：“现在把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而且特嘱不要陈励耘等人送行。

近晚，专列驶进上海，停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处。毛泽东没有下车，就住在车上。11日上午毛泽东在火车上接见了从南京赶来的许世友，却没有准许王维国上车。事后，王维国长叹一声，一下子瘫倒在停车场休息室的沙发上。可见毛泽东对王维国等人已高度防范了。11日中午，毛泽东叫许世友等人下车去吃午饭时又把王维国叫上了车。这种时叫时不叫，令王维国不知所措。11日下午，毛泽东突然下令列车离开上海，向北京方向全速前进。

许世友将军

他的这一行动，完全出乎林彪一伙的意料。后来事实证明，毛泽东布下的这一迷阵，对林立果一伙谋杀行动的流产起到了决定作用。

毛泽东的专列安全驶过硕放桥；经过蚌埠、济南、天津时，他都不让停车。

1971年9月12日下午，列车停在丰台站，毛泽东借停车机会把北京部队和北京市负责人找来，在车上谈了两个多小时话。他谈到了林彪，谈到了林彪一伙；但是，并没有把林彪推至完全敌对的席位上。江青后来说：“丰台会议，毛保他(指林彪)，仁至义尽。”这或许可以从某一个侧面了解到以往从未披露的丰台谈话内容的重要性。

黄昏时分，毛泽东乘坐的列车驶进北京站，宣告了毛泽东南巡两月的胜利结束，同时也宣告了林彪集团“武装政变”阴谋的彻底破产。

来自林彪女儿林立衡的报告，引起周恩来的警觉，他的一个电话彻底打乱了林家父子政变的步伐。

毛泽东突然中断在外地的巡视，赶回北京。叶群、林立果母子二人得知消息顿时乱了方寸，张皇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在这生死关头，他们只好据实禀告林彪，一切由他最后定夺。

林彪沉默之后决定立刻转移到广州。这是毛泽东南巡讲话后，林彪和叶群、林立果商量出来的一条退路，并为此做了各种准备。林彪之所以选择南飞广州是因为广州军区是当年四野的老班底，黄永胜又经营多年，而且地理位置机动远离北京，背靠香港，在政治上可进可退。

然而，这一反叛计划还没有付诸实施，就胎死腹中。原因是他的阵营内部出了“叛徒”。泄露事机的不是别人，而是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在林家，林立衡素来受到父亲的钟爱，却一直在精神上受到母亲的虐待。为此，她曾一度怀疑自己不是叶群亲生的。在林立衡看来，父亲和毛泽东两人之间本来只是有些误会，事情闹到这一步，在很大程度上是母亲从中坏事。

9月12日，也就是毛泽东突然赶回北京之际，林立衡发现叶群情绪反常，整日坐立不安，不断进出林彪的房间，关起门来密谈。更令她疑窦丛生的是，叶群一面四处放风说准备到大连去，另一面又匆匆忙忙地强行为她举行订婚仪式，在这背后显然大有文章。等到林立果当晚从北京匆匆赶回北戴河后，林立衡又通过林彪身边的勤务员窃听到叶群、林立果试图劝说林彪出走的只言片语，并且了解到林立果已从北京调来一架三叉载专机。她认为情况紧急，叶群、林立果准备“劫持”林彪出走，必须当晚通过中央警卫团向中央作汇报。

1971年9月12日晚，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灯火通明，周恩来正在召集政治局的委员们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晚十时许，有人进来和周恩来耳语几句。周恩来警觉地直立起身子，似乎很吃惊。他立即宣布会议暂时中断。

顿时，与会的首长们轻轻骚动起来，用不解的眼光相互询问——看来事情发生得很紧急，也很严重，不然总理的神情不会这般紧张！

当时江青也在会场，她没有像平时那样大惊小怪的，而是站起来早早离开了会场。

等在门外的警卫们，看见大会堂的服务员开始忙进忙出，收拾茶具、毛巾等开会用具，知道散会了。不过大家都觉得奇怪，今天的会议怎么散的这么早？搁在以往，不到半夜三更是散不了的。

原来周恩来接到了林立衡关于叶群、林立果准备“劫持”林彪出逃的报告。对此，他有些半信半疑。首先，据周恩来所知，林彪这两天有动身去大连的打算，为此他还特意传话，让林彪好好休息，在国庆节前返回北京。其次，他对叶群和林立衡母女之间的紧张关系早有耳闻，会不会是林立衡试图以此整治深陷政治漩涡中的母亲？第三，林立衡的报告未免让人觉得有些危言听，一个兵权在握、堂堂的副统帅怎么可能被自己的老婆和儿子所“劫持”呢？

尽管周恩来疑虑重重，但他还是非常谨慎，万一判断有错，后果将不堪设想。他丝毫不敢马虎，随即放下正召开的会议，紧急处理此事。

周恩来离开福建厅，往东大厅走去，那里是他经常办公的地方。一进东大厅，周恩来就根据林立衡提供的线索，开始着手追查林彪座机的下落。很快，他便发现在北戴河的山海关机场果然停候着一架三叉载专机。他马上打电话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吴竟然回答：他也不知情。

周恩来马上意识到其中确有问题。为防不测，他随即以“安全”为由，下令这架据称是夜航试飞的专机马上返回北京，不准带任何人回来！

周恩来命令发出后，得到的反馈是：飞机发动机的油泵出了故障，无法立即返航。

周恩来马上拿起电话与叶群通话，叶群语无伦次，所答非所问。

周恩来由此断定——肯定有鬼！

他立即下令封锁停候在山海关机场的林彪专机。

已快午夜，东大厅外的走廊里，仍然像白天一样，人来人往穿梭不停。一会儿叶剑英快步走来，闪身进了东大厅。接着，警卫局局长杨德中也来了。

此时，距离北京不远的山海关机场，一架三叉载飞机正带着巨大气流，强行滑出跑道，载着副统帅夫妇和他们“超天才”的儿子林立果，朝着黑暗的夜空逃窜而去。

“大红旗”专车被孤单单地遗弃在机场，车子后玻璃上，留着三个还微微发热的弹痕。坚硬的防弹玻璃有效地阻止了警卫连长的子弹，使得林彪多活了几个时辰。这恐怕是中央警卫局多次执行秘密任务中，唯一一次能听见枪声的行动。

黄永胜神色慌张地走了进来，一动不动站在周恩来旁边。周恩来没有叫他坐下，仍然对着电话焦急询问：“在什么位置？喂……现在究竟在什么方位？什么方向？怎么会没有呢？赶快寻找！”

这时已经是13日的凌晨。

大约在午夜一点左右，毛泽东也来到人民大会堂，住进了118房间。卫士长走到周恩来身边，轻声说：“总理，主席来了。”总理一听，连忙放下电话，起身往门外走。

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一起

从东大厅到主席住的118房间，要经过大舞台的后面，总理才走到大舞台北面二十米远，就看见主席穿着睡衣朝这个方向走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见总理和主席走到一起，停下来握上了手，都自觉地向后撒了几步，让他们两人单独谈话。他们低声谈了一会儿，周恩来提高嗓门说：“主席，放心。你去休息吧。”主席挥挥手，就转身往回走。

事后有人讲，毛主席那次表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也有人讲，毛泽东还说：“林彪还是党的副主席嘛，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周恩来得知林彪摔死了，高喊着“拿酒来”！守候身边的高级将领们空前地紧张、担忧和沉重化为了一腔的悲喜交集。

9月13日凌晨两点三十分左右，林彪乘坐的256号飞机，坠落在蒙古温都尔汗。剧烈的爆炸声震碎了草原的宁静，冲天的大火映红了漆黑的天空。

从山海关到飞机坠毁现场只要一个小时的航程，而不知为什么，三叉戟却在天空上兜了一个多小时的圈子，飞机燃料已经无法支撑他们到达目的地了。后来对失事现场的调查也说明飞机是因为迫降失败，才造成机毁人亡的结局。

从得知林彪外逃到证实林彪被摔死的十多个小时里，中南海经历了建国以来最紧张的时刻。

林彪飞机起飞，中南海立即进入了甲级战备。谁也不能预测林彪投靠苏联后的结果，更没有人心存侥幸飞机会中途突然坠落。

负责外事警卫的副团长邬吉成半夜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上级的指示足以叫这位“侍卫长官”睡意全消，再不敢合上眼睛。“中南海进入紧急战备！你负责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

“战备到什么程度？”

“甲级。部队拉出去，布岗、设置障碍、挖工事。”

老天，这不是要打仗了么？如此严重！邬吉成不敢半点耽搁，保卫党中央是他的天职，他马上执行命令，到钓鱼台布岗、设置障碍，一直忙到天色微微发亮。而汪东兴比他更忙，竟然忘记了给部下才下达的战备命令，电话里怒气冲天地质问邬吉成：“到处找你，你到哪里去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到处乱跑！”

邬吉成困惑不解，这一顿批评是哪跟哪儿啊？汪主任可不是个好忘事的人，前脚交代的事情，后脚就忘了？什么事使他大动肝火？

“不是你通知要进入紧急战备吗？我去布岗才回来。”

“噢噢……我忘了。对不起，对不起。”汪东兴这才想起来。

几天后，邬吉成才知道中南海发生了如此惊心动魄的事件！别说汪东兴紧张，谁听了不是一头冷汗？副统帅叛逃，他的几大金刚都重兵在握：黄永胜总参谋长，吴法宪空军司令，李作鹏海军政委，邱会作总后勤部长。陆海空三军就抓在他们手里。内乱往往比外患难提防。

被留在大会堂陪同总理的工作人员，也是在林彪逃离十多个小时后，才慢慢得知事情的真相。好比大梦初醒，惊得半晌无语。

叶剑英9月13日夜被周恩来紧急召到人民大会堂，第二天清晨才回来。他对秘书交代说：“准备军用地图和卡车。”

秘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林彪摔死的消息是叛逃后的第二天晚上才被证实的。这之前中央非常紧张，包括叶剑英等都做好了带军队打游击的准备。

14日晚，中央得知林彪已死的消息，才稍稍松了口气。

就在中南海处于高度紧张的日日夜夜里，红墙外的天地却一片祥和，依然花红柳绿，车水马龙，一派喜迎国庆的景象。直到13日晚，大会堂东面的天安门广场上，为迎接国庆检阅的人们还在紧张地排练走队列。

此时距离国庆节只有半个月，原计划国庆那天要举行大阅兵、群众游行活动很多方队要通过天安门，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因为白天广场上人多，无法排练只好等到晚上九、十点以后，将两头卡死，让车辆绕道驶过长安街，以便腾出大块地方供人们排练。

高高的红墙阻隔了人们的视线，谁能相信近在咫尺的人民大会堂已在高度紧张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而风景如画的中南海已经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进入了严阵以待的战备状态。四处可见设置的障碍物，大板子上钉满了钉子，铁丝网密布……

14日上午，中方得知蒙古境内坠毁一架民航客机。

15日下午，中国驻蒙古大使带领随员前往出事地点。经过两天的巡视和验尸，所得证据完全可以证明现场残骸就是林彪乘坐逃跑的飞机。当天夜里，这个比较准确的消息传到了北京，第一个松了口气的是周恩来。他穿着睡衣，由西大厅跑到毛泽东住的118房间，将这个意外的消息告诉了主席。

林彪外逃坠机身亡这是最理想的结局。至少大量的军事机密没有泄漏出去，保证了国家的安全。

周恩来从毛泽东那里回来，一进门就兴奋地说：“拿茅台来，大家庆贺庆贺！”聚集在会议厅里的都是待命的高级将领。他们一听总理这话，刷地起身，高兴地取来杯子，和总理一同畅饮。所有的紧张、担忧和沉重，一时间被美酒融化了。留在大会堂的工作人员，也得到了暂时的缓解，可以回去和家人团聚了。

林彪乘坐的飞机飞出中国国境后，他们满以为叛逃计划已大功告成。然而在飞机越出国境后四十分钟，即13日凌晨二时三十分左右，256号飞机却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

现场的情况是：飞机摔得粉碎，一大片野草被烧焦，遍地是飞机的残骸，右机翼擦地留下了一道几米长的沟痕，一只飞机轮胎飞出数百米远。林彪等人的尸体被抛离飞机残骸十多米，横七竖八地躺在荒野里。林彪的左腿摔断了。叶群的右臂摔断了。林立果身体扭曲，痛苦万状，腰间却还系着手枪，印有他姓名、年龄的工作证就在身旁……

9月16日，距256飞机失事大约八十小时后，彪、叶群、立果等人的尸体被分别装入木棺，并排掩埋在离出事地点大约一公里以外的一个无名高地东坡。

林彪虽然死了，遗留的工作却非常棘手。中央要层层开小口吹风，一点点增加人们的心理准备：对关闭机场、停止国庆庆祝活动等，也必须作大量的解释工作，特别是已经向世界公布了中美联合公报，全世界都关切着来年年初美国总统的访华活动。中国政府怎样既要淡化林彪的身份，又不惊动国际舆论……这许多事情的处理都使周恩来煞费苦心。

周恩来见叶剑英复出的机会已经成熟，及时向毛泽东提出请求，毛泽东表示支持。9月24日，中共中央命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同时，中央宣布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叶剑英回到家后对秘书说：“以前我不想再穿军装，不再管军队了，现在看来还要管啊！你去把各大军区的名单要来。”

秘书还不知道中央已经要叶剑英管军队，顾虑地说：“我连各单位的电话都没有，怎么要到名单？”

“你给军委打电话，现在会给你了。秘书马上明白了叶剑英的意思，不一会儿，各个方面的情况就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叶剑英的案前。

叶剑英管军队的第二天就召开军队高级干部会议。毫无思想准备的元帅们突然听到林彪叛党叛国“自我爆炸”摔死了，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整个会场顿时陷入死一般沉寂之中，猛然有人反应过来：“听见没有？林秃子摔死了！林秃子——死了！”

大家如梦初醒，完全忘记了这是在开会，高兴得手舞足蹈……陈毅知道这一消息后，十分激动。他仿佛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他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自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批判林彪的斗争中。在中央召集的老同志座谈会上，他带着病痛两次作长篇发言，满腔义愤地将红军创建初期林彪的历史真面目作了系统、全面的揭发。

1965年，陈毅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为军队学员作报告。

中国收到了联大以压倒多数票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电报。这个特大喜讯，暂时缓解了“林彪事件”笼罩在毛泽东心头的愁绪。

中美在7月15日发表联合公报之后，尼克松即将访华就成了一个公开的新闻。

尼克松为了访华顺利，再次派遣基辛格访问中国；具体讨论访华事项，包括访华时间、在华行程安排、双方磋商谈判等问题。这一次基辛格带来了负责访问事务的政府官员，与周恩来进行了几次会谈。

就在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期间，远在美国的联合国总部却发生了一件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也是意想不到的大事。

1971年10月26日上午，在基辛格快要离开钓鱼台的时候，我国外交部已经获悉联合国以七十六票对三十五票通过了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驱逐台湾的决议。周恩来把即将离京返美的基辛格送至钓鱼台的楼门口，然后由乔冠华送基辛格前往机场。周恩来这时抽空将中国已经进入联大的消息告诉了乔冠华。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堪，周恩来没有把这一消息直接通知他。

“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冒雨送别来宾。

在大红旗轿车里，乔冠华笑问基辛格：“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能恢复中国的席位么？”

基辛格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看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合国。”

乔冠华故意以一种急切的神态问：“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

基辛格说：“估计明年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基辛格告别北京，他乘坐的“空军一号”刚刚起飞，电讯员便收到了来自美国电讯稿的相关消息。

周恩来稍事休息以后，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党组及有关人员讨论联大问题。主要是讨论派不派人出席正在组约召开的26届联大。原来联合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后，国民党的代表便悄悄地离开了联大会场。联大的中国席位空了出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电报，邀请我国派代表团出席联大会议。

当时中国政治还笼罩在“左”的阴云下，对联合国这个机构的认识也不得不带着“左”的色彩。一般人认为联合国大会是资产阶级讲坛，是受美苏两大国操纵的，不是民主的讲坛，不能真正为受压迫民族与受压迫人民讲话。当时，外交部党组经过商量，决定不去，准备回一个电报给吴丹秘书长，感谢他的邀请。

当天下午，正在大会堂讨论去不去的时候，毛主席给周总理来电话询问此事，周恩来汇报了讨论的情况及外交部党组的意见。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周恩来表示：“我们刚才曾经考虑先让熊向晖带人去摸一摸情况。”

毛泽东建议：“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乔冠华)做团长，熊向晖可以做代表或是副团长。开完了大会还可以回来。”

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样，十分赏识乔冠华的才气。因为他非常重视这次联合国大会，在他的提议下，中国派出了最强大的阵容。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即将出席本届联大的消息发布后国外新闻界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可能派出的最合适的人选”。经毛泽东明确指示与点将，代表团的组团工作在高度紧张繁忙中进行。中国第一次到联大向全世界亮相，组团工作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代表团人员都报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

乔冠华连续数夜赶写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稿。他一边喝茅台酒，一边凝思挥毫，写完后送毛泽东、周恩来审定。要知道乔冠华是抱着特别的心情完成了这篇令人为之振奋的发言稿的。因为他不能忘记1951年，曾跟伍修权一起代表新中国去纽约参加联大的情景：那时美国操纵的联大指责我们参与朝鲜战争，说我们共产党中国搞侵略，伍修权、乔冠华代表新中国去联大向全世界控诉美国的霸权主义和侵略野心，以此反击。事隔二十年，乔冠华又去联大了，这次是以常任理事国代表团团长身份面对全世界发言。他的声音代表着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声音。

代表团离京前的11月8日晚，毛泽东接见代表团的成员。当周恩来带领大家来到中南海时，毛泽东站在书房门口同大家一一握手。这一特大喜讯，暂时宽慰了他伤痛的心灵。谈话中，毛泽东兴致很高，从世界大势一直谈到国内问题。他说：“你们这次去联合国可以放心了，我的那个‘亲密战友’不在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一个就是恢复联合国席位。”

第二天，代表团启程。按照毛泽东提出的送行规格“宜高一点”的意见，周恩来、叶剑英等前往机场送行。

毛泽东的话也给代表新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登上联大讲坛发言的乔冠华壮了胆，增加了他相机行事的权力和勇气。几天后，乔冠华、黄华为正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抵达纽约，中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走进了联合国会场，坐在了自己国家的席位上。

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高兴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已经变成现实，中国加入到联合国之后，可以促进联合国更好地解决国际问题，最终会促进一些国际争端问题的解决。

1974年5月，一次外事活动结束后，毛泽东与外交部长乔冠华亲切握手。

中国参加联合国，标志着中国对外关系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同时，由于我国长期贯彻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反对霸权、维护正义，紧紧地团结了第三世界的众多朋友。

10月底，中央下达了对黄、吴、李、邱的逮捕令。这是继逮捕“王、关、戚”，拘押“杨、余、傅”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秘密行动。

作为林彪的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必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10月3日，国庆节刚过，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同时中央成立了专案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因为林彪叛逃事件只是限制在很小范围内，对外包括军队都一直保密，故而对于黄、吴、李、邱的处理，中央必须掌握其参与谋害毛主席、篡党夺权的确凿证据才能逮捕法办。只能先从内部将其控制，不能打草惊蛇；否则，容易引起军队内部的混乱。

国庆节后，中央还同意邱会作率团出访越南。到了10月底，专案组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林立果是空军办公室的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空军是这次反党活动的重点区。专案组从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发现了大量的文件，最著名的大概要属《“571工程”纪要》了。至今许多人都能记得里面的内容，他们纲领之反动、言词之猖獗、手段之恐怖实属罕见。“四大金刚”参与反党活动的证据也逐步得到查清。

10月底，中央下达了对黄、吴、李、邱的逮捕令。这是继1967年逮捕“王、关、戚”，1968年拘押“杨、余、傅”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秘密行动。尽管拘捕“杨、余、傅”已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错误之举，可是，对林彪的“四大金刚”执行逮捕任务，却是应该大加褒奖的。

这也是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次执行逮捕行动。

黄、吴、李、邱被通知晚上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这次逮捕行动由周恩来亲自指挥，逮捕的方法也非常简单。他们到达大会堂时，外面指挥的人先放行“首长”进去，后面截住他们的警卫，将其请进了事先安排好的房间。

会议地点在福建厅，离北门很近。他们刚走进大会堂的北门，立即就被两个人一边一个紧紧夹住，然后快速架进电梯，大会堂的地下室里两辆吉普车早已恭候在那里。

不一会儿，黄、吴、李三人就成了瓮中之鳖。

过了开会的时间，还不见邱会作的影子，指挥中心立即和邱会作的秘书联系，才知道邱会作去西郊机场送人，要晚一点儿来。电话随即追到西郊机场，通知邱马上到人大会堂开会。逮捕邱会作用的也是同样的办法，他没有反抗。

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为“二月逆流”平反：“你们再不要讲他们(指叶剑英等)‘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

12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下发全国，供党内外讨论。以后，又陆续下发《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和《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

尽管毛泽东在处理林彪问题上表现出临难不惊，泰然处之的态度。但真的天下了雨，娘嫁了人，他的内心也是无法平静的……

林彪固然死于非命，葬身异国荒漠。但他是写进党史的接班人，也是史无前例的驾机叛逃者。毛泽东无法接受这枚落在他心灵上的重磅炸弹，这场事变事实上宣判了“文化大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失败。

毛泽东面对“文革”无可挽回的残局，他沉默苦思一个多月。

终于，他病倒了！

（待续……）

来源：《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出版